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簡稱六四，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學運、六四天安門事件、天安門大屠殺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起初定調為反革命暴亂，後來一般稱之為六四動亂、六四風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是1989年4月至6月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重大政治事件。
事件起端於對突然病逝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學生透過悼念表達對社會各種弊端的不滿，並隨著民眾對反官倒、反腐敗、自由、民主的呼聲高漲，學潮最終漫延全國。期間北京城區實施戒嚴，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間抗議，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中共中央最終出動軍隊暴力鎮壓。由於當時消息被封鎖，學生、市民以至於軍人的死亡數字並無定數，資料來源眾說紛紜，不同估計指死傷人數由數百至數千不等。
六四事件雖然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但對中國內地以至香港的政治、外交產生深遠影響，至今仍是中國內地極為敏感和極具爭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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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六四事件發端於前中共總書記、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的猝逝。當時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發起悼念活動，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遊行，學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亦提出反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分領導人等要求。
中共中央初期對處理學潮並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四二六社論，將學潮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引發學生極強烈回嚮，號召更多學生返回廣場，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5月4日發表五四談話，肯定學生熱情，紓緩學生的不滿。
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學生情況廣受報導，學運終於演變成全國各界大示威，中共領導層的矛盾亦日益突顯，最終趙紫陽下台，北京實施戒嚴，解放軍集結市郊。
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開進北京城，與民眾爆發嚴重流血衝突，抗議活動隨鎮壓而結束，但餘波未了。事後，全國展開大規模緝捕行動，趙紫陽所代表的開明派倒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形象受重挫，歐美多國向中國大陸實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國大陸改革陷入空前困局，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屆領導上台後雖然有所改變，但未能消取派系矛盾，中國大陸短暫的自由氣氛隨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自此中央加強對傳媒、以至後來的網際網路規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發連串政治效應。
學運前狀況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共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責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會主義」，「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俗稱「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場運動被視為六四事件的遠因。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人大會議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1][2]，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更怠工3個月。[3]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4]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5][6][7]
中國大陸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先聲。
對中國來說，1989年也是具意義的年份，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如科學家方勵之、詩人北島已上書中央，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胡耀邦病逝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學生與知識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8]，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9][10]；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1][8][12]。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延續，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中共總書記，成為中共名義上最高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提升為國務院總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13]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迅速作出報導，指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天安門事件，正受人關注。」[14]
運動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自由發言時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前的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當晚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約3,000人學生從北京大學前往天安門，沿途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常委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15]：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時，國務院派出一名官員接見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間學生繼續靜坐，聲援人數不斷增加，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約2萬名學生。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16]。其他城市情況相對穩定，上海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悼念，但悼念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有說在一份中共內部的報告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並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17]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導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導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學生衝擊新華門。他們要求進中南海獻花圈被拒，武裝警察以人牆阻擋學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防線而未果，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與警方衝撞[18]，擾釀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但沒有學生響應。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反動言論，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
同時，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一領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並準備成立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爭，以罷課爭取民主。
這一天成為運動擴大的轉捩點。當日新華社首次發表提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並在報導中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學運收歛，反而挑動學生不滿，學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報》的社論發表當天，陝西出現自胡耀邦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但晚上6時剛好下雨，不少群眾離開。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
4月21日，北大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在新華門被武警打傷，也有學生阻擋其他學生上課，當晚廣場學生劇增至20萬人。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聲援學生，但未獲接收。全國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
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靈柩繞廣場一周，與總理李鵬對話，並要求官方媒體報導學生悼念活動。[19]，但都未獲政府同意。
當日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中間一人舉著一條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有工作人員嘗試扶起學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來！」。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外內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感覺共產黨怎麼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心裡嘀咕。[20]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舉行，天安門廣場坐滿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軍隊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學生雖然滿意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悼詞，但接近一晝夜的靜坐毫無結果，情緒激憤。學生擔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
西安、長沙出現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的嚴重騷亂。據報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長沙亦有20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趙紫陽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21]
同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倡議無限期罷課時，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在頭版報導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均不約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犠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學生代表會晤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但學生代表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會談，對話流產。上海市委則沒收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當中有文章批評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學生遊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原本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該報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獲鄧小平賞識，晉身中共領導層。[22]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報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23][24]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襲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還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剋制態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衊、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證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嚮。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往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批評學生搞「文革」。
學生召開記者會反駁「學生顛覆中共」的言論，並再度要求與李鵬對話、並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學生最後決定舉行四二七大遊行。4月27日，北京約5萬名學生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26]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會上，袁木承認「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27]。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學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日後舉行更多直接對話，有學生批指責袁木迴避實質問題。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對話像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蘭州亦有數千名學生遊行，要求與省長對話，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結束遊行。武漢也有類似的學生遊行。
短暫的緩和
自4月30日起，學潮表面有所緩和，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約30%高校生已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對話，話題包括學生關心的反貪問題，言談間陳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資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然而六年後陳希同因為嚴重貪污而被開除黨籍，後被判16年有期徒刑）。[28]
5月1日勞動節當天，政府與學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動。「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再次提七點要求，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懲處日前新華門毆打學生的人；反貪污、反腐敗；並且盡快起草新的《新聞法》，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回大陸辦報的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由全國政協出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檢討政府政策失誤等。[29][30]
學生同時宣讀《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旨在加快政改、反腐敗、倡自由、對政府提合理意見，籍著建立完善社會制度，可加快祖國統一。「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31][32]
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而遊行，學生事前特別強調，遊行口號必須排除反動口號。北京高自聯則選出請願代表，由王超華、王丹、鄭旭光帶領學生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信訪部提交聲明，提出要由普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雙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安全。當天，新華社罕有地刊載學生聲明的全部內容[33]。
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領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決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決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學生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物及決策權力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容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10-15分鐘之內，容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容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布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儘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答覆的基礎上，附註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在聲明中，學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5月3日派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反擊學生言論。袁木在會上批評學生要求像「最後通碟」，無法接受，並指學生代表若然犯法，政府必須追究。
袁木講話內容包括：一、政府與學生對話不能排除合法的學生組織；二，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幼稚的衝動」；三，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河東昌期後亦指，4月22日三名學生「在封建的習慣下」跪求總理接請願書，「非常擔心他們背後有人」。
袁木在會上只承諾，當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但袁木卻說，對於「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35]
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學生不滿，但情緒似沒有四二六社論發表後高漲。有學生認為袁木強硬態度，可能是政府要動手的警號，亦有學生不滿政府不承認自治聯合會、把他們當成是「動亂之一小撮」，難以令人接受。
當天，高自聯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在場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同一時間，廣東一家向海外發行的報章《亞太經濟時報》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研討會，該會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剛好碰上學潮，會上議題集中在《世界經濟導報》查封事件，席間各人爭論應否加入遊行，最後會議擬定發起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同時媒體員工可自願參與學生，在五四當天一起遊行。[36][37]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舉辦的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該文章由鮑彤起草，經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審核，期間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講話中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但趙紫陽認為目前氣氛不宜加入該內容，事後趙紫陽亦因此講話被指不聽意見。
十一屆一中全會以來的十年，黨的正確方針政策之所以能夠慣徹實施，改革和建設之所以能夠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條件是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在穩定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上形成共識，同心協力不容易啊！身在穩定之中，有時不覺得穩定之可貴，但是如果失去穩定，就會痛悔莫及！
如果再發生動亂，發生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無政府狀態，亂了人心，亂了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學習秩序、工作秩序、亂了人民自己，鬧得國無寧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為一個動亂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如果出現那種局面，中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希望的建設、改革、民主、科學，一概都談不上，不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學的東西，都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法制化的正道。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同時，也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秩序。這是一種建立在四項根本原則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無疑是現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所必需的 。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這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
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讓我們大家互相溝通、互相理解。認清歷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堅毅、沉著、實事求是、艱苦奮鬥，這是當代青年最可貴最需要的品質。
趙紫陽的講話一方面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亦強調學生的要求與共產黨是一致，在學生之間頗獲好評，5月4日北高聯宣布，從次日起，結束罷課。此時大多數人認為，趙紫陽返京後，事件應告一段落；同日，趙紫陽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會的外賓時也說，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24]
人民日報當天在頭版報導指：「今天是五四運動70周年，北京20萬青年以豐富多彩的內容來歡度 自己的節日。萬名新團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儀式。」文章亦報導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指遊行組織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復課」。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學生已複課，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仍有一半學生罷課，有些學生認為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當晚北大和北師大「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布次日將繼續罷課。
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 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導了兩名學生領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
絕食潮開始
此後一周，學生與政府陷入僵持，雖然不斷有要求對話和穩定的呼聲，卻沒有實質性進展。學生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學生擔心這種定性會為學業和就業帶來極大影響，而且參與運動的學生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場，即使中共不「秋後算帳」，各高校的黨、團組織在之後將如何看待參加者也是未知數。
5月13日，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高峰。當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書，引用了毛澤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等語錄，筆調極賦感情色彩。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掛、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遙遠，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呀！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不忍心留下祖國就這樣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偷生。
當我們挨餓時，爸爸媽媽們，請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烏將去矣，其鳴也哀。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絕食宣言」全文如下：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 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當絕食學生瀕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多間醫院以至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裝警察都加入聲援、募捐、搶救，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嚮應，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
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斡旋，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點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複課；下午16時，李鐵映、閻明復、尉建行等再與30余所高校學生對話，亦未果。
5月15日，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長安街交通癱瘓，地鐵前門站封閉，遊行口號開始針對趙紫陽、李鵬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電視台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導。
當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等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對話因公開直播問題無限期中斷。當日，蘇聯領導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巴契夫中午抵達北京進行訪問，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在絕食請願，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臨時改在北京首都機場進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區進行的活動取消。此事對於鄧小平有根本性的影響，認為學生行動實際影響了中共在共產主義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閻明復走學生前說：「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原定的戈巴契夫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的儀式安排被取消。
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戈巴契夫時，在大批記者面前說：
「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上述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例如「小平糊塗」、「老眼昏花少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而參加遊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委、中宣部、國家教委、國中央、中央黨校、求是雜誌等等單位，都有幹部參加遊行。
5月17日，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進一步攻擊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發動知識分子簽名。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翻「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趙紫陽倒台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掌舵人後，鄧小平成為外界抨擊對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會議，李鵬等常委把矛頭指向趙紫陽，認為局勢難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並強烈要求採取果斷措施，終止學潮。有說法[39]指趙紫陽當晚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
翌日清晨，趙紫陽、李鵬等人前往醫院探望因絕食學生後，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內容說「我對小平同志和常委會議作出的關於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方針，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我原來的意見。為此，我請求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信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把信件扣下，並勸趙紫陽顧全大局，收回請辭。[40]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會晤50分鐘，雙方態度強硬，不歡而散。
5月19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黨政軍部大會，由電視現場直播，李鵬強調政府必須迅速扭轉亂局，呼籲黨政軍各級幹部緊急動員，並宣布調動解放軍進駐北京市郊。此時外界已注意到，趙紫陽及胡啟立並未列席，斷言趙已失勢。
5月20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趙紫陽講話後向在學生鞠躬，學生們十分感動，或鼓掌、或哭泣，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亦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41]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頒布戒嚴令
趙紫陽夜會學生約5個小時後，北京戒嚴令正式下達。5月20日早上10時，李鵬在電視上頒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緊急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從丰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前進，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24]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42]。
戒嚴令說[43]：
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戒嚴令，由陳希同市長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期間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同時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採訪，市內多處擺設交通路障。
戒嚴期間，廣場上仍有逾十萬民眾聚集，媒體採訪工作並未停止。當時市郊有零星流血衝突，但軍隊嚴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並不嚴重，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後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44]
5月21日，香港民眾發起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數以百萬的捐款送到支聯會的戶口。
此時政府與示威者展開最後的拉鋸。5月21日，軍方派出直升機來回到廣場上空撒下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45]。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45]當天，三名學生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但學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黨統治，他們把三名破壞者送交公安。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沒有一人死亡。[45]
5月25日，廣場上盛傳趙紫陽被指控帶領反黨，同時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被點名指為「反黨集團成員」，同日李鵬公開接見外國駐華大使，顯示他仍然掌權。
此時身處美、加的人大委員長萬里的取態備受關注。他在學運時正好出訪多倫多，他當時說：「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45]正因為這一說法，外界當時期望他能以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嚴令、恢復趙紫陽的職務，但萬里提早結束對外訪問，5月25日凌晨經上海返回，期後以身體不適為由，留在上海治療，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5月26日，新華社發放消息，中共元老陳雲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裡、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人，會議通過「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其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稱，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45]
5月30日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餘名師生集體創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該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學生做法損害國家尊嚴。[45]
廣場上矛盾
在局勢日趨緊張下，學生之間的矛盾也日漸突顯。他們的分歧在於：誰負責做總指揮？誰管財務？接下來應採取甚麼抗爭手段？更迫切問題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
在「撤退」和「留守」問題上，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認為靜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張盡快先撤回學校，再謀行動，但柴玲等人則認為必須留守，並指控主張撤退的人為「投降派」。當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北京時，不同派別的學生爭相搶奪這批學生[46]，而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學生廣播站，也成為佔據的對象。學生領袖封從德說：「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47]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48]，廣場上不時傳出學生高呼「審判柴玲」等口號。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香港演藝界5月27日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籌得逾千萬元捐款，物資陸續運抵北京，為當時已現疲態的學運注入一支強心針。然而學生的矛盾並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從德指有學生在廣場上意圖綁架他們[49]，並公開點名幾位學生參與綁架；有被點名的學生在電視上強烈否認指控，並在媒體上公開批評有人侵吞捐款[50]。一位從山東到北京聲援的學生說，他之前懷著熱情來到北京，但天安門廣場已經變成外地學生棲身之所，廣場衛生惡劣，靜坐徒具形式。[51]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華、師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復課。[52]翌日，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的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張撤離的知名人士宣佈在天安門絕食72小時，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45]。劉曉波事後指，他們是為了勸退學生才加入絕食，希望令自己在學生之間擁有發言權，料不到這反而堅定了學生的決心；當面對學生高漲的掌聲時，他們也覺得心情興奮，把原先的理智拋諸腦後。[53]
天安門清場
6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清場。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指令翌日6時前要完成任務，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7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放戒嚴部隊緊急通告，宣布「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45][45]
晚上10時後，天安門與長安街的形勢急轉直下。軍隊入城後遭到市民阻撓，軍隊開槍，其中木墀地是死傷最多的焦點。該處聚集數千人，部分人用碎磚頭砸打解隊，軍隊立即一排排沖上大橋，邊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邊向投石頭的市民開槍。
從這時起，軍隊時而向天開槍，時而對正人群掃射，有人中彈倒下。民眾不斷向後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軍隊用衝鋒槍向罵聲掃射，約百名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邊的復興醫院。[54]復興門外大街兩旁的市民從自家窗戶上探出頭來痛罵，也有人從窗口上往馬路上投東西，軍隊開槍還擊，從木墀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左右的路段，兩旁建築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濺，其中22號樓、24號樓兩幢部長樓有3人在樓上被子彈打死，當中據報包括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尊的女婿[55]。
根據BBC現場報導，解放軍從卡車上不分目標的向人群射擊；在天安門廣場的一次掃射中，她自己被屍體絆倒，幾碼之外被當場射殺的還有兩人，重傷倒地不起的兩人；之前北京某兒童醫院20分鐘內送來40多名遭槍擊的重傷者，其中包括婦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彈，其中有兩人已死亡。[56]有說一些死者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但說法並未得到證實，但一些有錄像卻顯示解放軍直接在長安大街向市民開槍[57]。
廣場上的學生雖然知道鎮壓開始，但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最多是被軍人押走。此時不斷有人跑入廣場緊急報信，說明軍隊荷槍實彈掃射示威者，廣場陷入驚恐。[58]
零晨1時，天安門以西約四公里的復興門傳出槍聲，軍隊向堵塞他們的群眾開槍，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復興門外醫院接收大量死傷者。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緊急通告》，內容說：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中國官方資料稱，《通告》內容廣播後，至零晨2時，幾十萬人的廣場只剩下數千名學生和市民。[59] 零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 [60]據報中槍者包括徒手阻攔軍隊的平民以及旁觀的民眾，也包括現場搶救的醫務人員[61]，另外有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62] ，至少五人被壓死，九人被壓傷[63]。
3時左右，約3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此時正進行絕食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發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之前從軍隊搶來的槍支，要求立即砸毀槍械，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學生開槍。
5時20分，一大部分學生已離開，但廣場仍有約200名民眾不肯散去。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會見軍隊指揮官，表達願意由他們出面勸餘下的學生離去，希望和平解決事件，軍隊同意，學生逐以「聲音投票」方式，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兩把聲音旗鼓相當，但考慮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聲呼叫，學生領袖認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離開。
學生撤走時，有人聲淚俱下，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官兵突然全體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朝天開槍震懾。約5時40分，清場基本結束。
事後，柴玲在逃亡後曾發出一段錄音，指廣場上有學生被坦克壓成肉餅，但這一說法極具爭議。侯德健事後說[64]，他留守至5時，但在廣場上沒有看見這情況，批評如果使用謊言去對抗謊言，只會損害學生的道德力量；柴玲事後則指她是「聽說」有這情況。目前較公認的說法是，木墀地是傷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軍人有向呼喊口號的學生開槍。[65][66]。
輿論的聳動
在6月3日至4日，中央媒體均以不同方法表達對鎮壓的不滿。在6月4日早上6時25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員李丹當晚這樣報導：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67]
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68]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69]
《人民日報》該日在新聞選材上亦曲線表達不滿，其中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以粗黑體寫上：「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關於波蘭局勢的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的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會和體育版則分別報導「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條關於殘疾人運動會的報導，標題為：「不能被征服的人」。[70]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大規模清算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層保持約一個星期沉默，期間各種傳聞散播，香港傳媒甚至傳出中國軍隊爆發內戰的消息，有部隊互相開火，中共並未澄清，全國各地仍有示威活動，抗議屠城。
直至6月9日上午，鄧小平在黨政高層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並發表講話，以此說明鄧小平的黨政地位未受動搖，全國懲治單位在各地採取行動。
以上海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復旦、同濟、交大和華東師大等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全市42個地段設路障攔截軍車，市政府通過電視電台警告學生不要以為政府軟弱可欺，繼續一意孤行，同時亦撤走十多個路障。翌日，三萬多名學生上街堵塞122個交通道口，市區交通全部中斷，郊區企業不足三分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