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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孕妇留职(maternity leave)、薪资平等、投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女性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
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主要、但并非完全地出自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学术界。不过,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草根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性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性器割除(genital mutilation,请见女性割礼)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glass ceiling)。而如强奸、乱伦与母职则是普世性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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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章:女性主义历史
以现代的哲学与社会运动的观点来看,女性主义的通常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为起源。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是19世纪之前少数几篇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著作之一。沃斯通克拉夫特将女性比喻为高贵、社会菁英、娇生惯养、脆弱以及有知识与道德怠惰的危险,她相信男性和女性对于这样的情况都有责任,并且认为女性拥有比男性多上很多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更早以前就不存在着其他关于两性平等的著作。比如说,神秘哲学家安里西·哥內留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在1529年所著的《关于女性之高贵卓越的演说》(The Declamation on the Nobility and Preeminence of the Female Sex)。
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请见父权条目)。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
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试图揭露英国社会制度里的性别歧视,并且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在许多成员微罪遭捕,然后因为《猫捉老鼠法案》(The Cat and Mouse Act)而重复进出监牢数次后,她们被激起进行绝食抗议。其结果的强制喂食让这些成员病得很严重,使得当时法律体制的残暴受到社会关注,也因此助长了她们的目的。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性主义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the second-wave)。也有所谓的第三波女性主义(the third-wave),但是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这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现代女性主义有个非常重要的支援因素就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年)一书。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女性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贝拉·艾布札格(Bella Abzug)所就读的大学。在米德的书中报告说,查恩布里(Tchambuli)部落中的女性拥有支配地位,却没有造成任何问题。这本书使得艾布札格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相信,欧洲对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观念是非常文化取向的,而并非无可抹灭的天性。
女性主义这个词会让人觉得这是单独的一个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上女性主义存在有许多流派。由于历史背景、某些国家里面女性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女性主义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而产生了不同的路线。因此也就存在着各种的女性主义。
其中一个流派是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认为父权是造成社会最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个流派的女性主义在第二波女性主义很受欢迎,尽管在今日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将“女性主义”这个词完全等同于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观点。有些人觉得传统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中将男性压迫女性视为优先的考量,以及认为有一个普世的“女性”概念,太过于全面化了,而且其他国家的女性与西方国家女性感受到的“女性”经验绝对不会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女性可能会觉得性别压迫是她们所面对的压迫根源,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受到的压迫是来自于种族或经济地位,而不是她们的女性地位。
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倡分离主义 (separatist feminism),也就是将社会与文化中的男性与女性完全隔离开来,但也有些人质疑的不只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质疑“男人”与“女人”的意义(请见酷儿理论)。有些人提出论点认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请见父权规范 heteronormativity)。对这些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主义是达成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从其他的社会问题一起解放)。
有些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可能有些社会问题与父权无关,或者父权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优先考量(比如说,种族歧视或阶级划分);他们将女性主义视为解放运动的其中一种,与其他运动彼此影响。
大部分的女性主义者在政治上采取整体观的行动路线,他们相信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不公义都是对所有地方公义的威胁。(A threat to 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因此,有些女性主义者通常都会去支持其他社会运动,比如公民权利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以及最近的父亲权利运动。同时,许多黑人女性主义者如贝儿·胡克斯(bell hooks),批评女性主义运动为白人女性所把持。女性主义者所宣称的女性不利之处,通常都是西方社会中女性的处境,而和黑人女性生活较没有关系。这个观念正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关键点。许多黑人女性主义者会比较喜欢使用女人主义(womanism)这个名词来表示她们的观点。
然而,有时候女性主义者会对跨性别运动保持警戒距离,因为后者挑战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跨性者与性别认同为女性的变性者会被排除在某些“只限女性”的场合之外,并且会被某些女性主义者所排拒,因为她们认为一个生下来就是男性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这种观点被跨性者批评为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c),并且认为对性别多元者的歧视是另外一种面貌的异性恋主义和父权压迫。参见跨性别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
有些女权运动者认为以下这些方面仍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但有些并不同意,并且声称基本上已经赢了这场奋战。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影响,当中包括女性投票权;较为平等的工资;提出离婚的主动权与“无过失离婚”的出现;安全堕胎与结扎的权利;获得大学教育的权利等。
很多说英语的女性主义者都支持使用无性别意识的语言,例如以“Miss”统指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女性,或在不清楚性别时用“他或她(he or she)”指明,而不只是用“他(he)”。女性主义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语言,例如以“humanity”取代“mankind”表示“人类”。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语言的运用,并非希望要求女性有平等权利或在政治论述中取得影响。它可以被视为改变有“性别歧视”元素的语言的尝试,提出在英语中很多具有重男性色彩的例子。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直接地影响了现实中的观念(见萨丕尔-沃夫假说)。
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语言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受到注目,因为很多非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没有性别语法。
女性主义理论由于过度强调女性受害面与受歧视底,并且将传统道德皆化约为保守势力而全数予以反对,大部分教职人员又与社会现实面脱节过多。由于强调极其抽象兼且毫无限制的个人“选择权利”(所谓个人'系指女性),将妇女劳动以金钱酬庸换算,并且把堕胎权、离婚权、性行为权、性交易除罪、通奸除罪等作为反抗父权手段等,皆受到严厉批判。
现代社会不断氾滥的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为单亲母职),证明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已陷于危机。正如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尽管在新思想新道德的冲击之下,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创剧痛深,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即使是比其他程度比较轻微的遭遇,也往往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与折磨-比方一般非暴力性质的正常性交等。旧的规范纵使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的也不一定就是某种合理的新秩序,既无法则,又缺乏共识,反使众人惶惶不可终日。(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极端的年代页505)
女性主义并不受到普遍主流学术界认同,而且至诞生来因为各种不经深思熟虑,缺乏任何分析深度,只因众人作如此想便据此而发的公开宣示的理论,而饱受各界;例如精神医学、社会学、现代经济学与教育学界批判。除宗教与道德保守派外,批判的社会学派也认为女权活动是破坏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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