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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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公元1898年 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加上支持新政的光绪没有实权及经验不足，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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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證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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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举孝廉乘公家车辆赴京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故称“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直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四月廿三），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
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各地设立工厂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军事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政治

裁减冗员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开放新闻自由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变法的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事件。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与慈禧的关系密切，不单对光绪公开抗命，还与朝中其他保守派人物向慈禧密报，要求慈禧回朝训政。9月13日，光绪命康有为离京即到上海。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东城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泄密，是光绪政变失败的原因；但据近年的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二人在袁世凯9月20日泄密以前也已经有部署和防备。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近代新探

此外，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1]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2]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3]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4]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5] 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注释

^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台北:万卷楼，2004.
^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 杨崇伊〈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461.
^ 杨深秀〈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15.
^ 宋伯鲁〈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170.

参见

明治维新(同时期成功的变法)

参考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清光绪二十四年 ISBN 7-101-00475-X/K.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文大学出版社 ISBN 962-201-351-1
雷家圣著《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台北：万卷楼，2004年12月 ISBN 957-739-507-4

外部链接

被延误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