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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急用忍在过去有其它意义[1],但现在一般用来指中华民国政府的对中国大陆投资政策之一。这是1996年9月14日时,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在全国经营者大会上所提出的对台湾企业界投资中国大陆的主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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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以看到早在1987年,孙运璇就在天下杂志的专访中提出类似戒急用忍的观念,20年后可以看出这些观点的说服力只增不减。
在台湾政党轮替前,针对投资中国的主张除了戒急用忍外,还有曾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许信良主张的“大胆西进”及民进党在经由辩论后产生的“强本西进”。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大会答复国大代表国是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同年9月14日,李登辉即提出“戒急用忍”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即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
萧万长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是以戒急用忍为两岸政策。
2000年,由于陈水扁当选总统后,适逢世界经济不景气,产业界方面要求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声音加剧,而陈水扁也将“戒急用忍”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3]。2006年1月1日,陈水扁在元旦谈话中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宣传改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4]。
反对戒急用忍的前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林浊水表示:把扁当“反西进”的救星,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直到2005前扁是西进派的,他一上台,就宣布四不一没有、开放小三通、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缩小中国人民来台限制、放松对中国各项投资限制、2004年底正式通过“积极开放”计划…。但他的计划既受阻于中国的肘制,被国民党批为“锁国”,从而在民间形成反三通的刻板印象,终于被M型社会的输家当成经济民族主义的救星[5]。但他也表示,西进确实会让台湾所得分配更不平均,但是戒急用忍解决不了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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