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大文豪。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1]”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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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家世
宋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仕途
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神宗时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时，发生了著名的李定“乌台诗案”，他因此事入狱，几死，其弟苏辙自请贬职以轻其罪才得以保全，翌年被贬至黄州。
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被章惇贬谪至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终年六十六岁。南宋时追谥文忠。
他在政治上较偏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风格
文风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答谢民师书》中曾自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黄州词，是苏词的奇观；黄州文，则是苏文的高峰；《赤壁赋》是其高峰之巅。
诗风
现存约四千首[来源请求]，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元丰四年暮春三月，东坡写下《黄州寒食诗帖》。此帖为两首五言古风，诗句沉郁苍劲，低回长叹，极富感染力。其书法笔力沉劲，气势磅礴，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后世誉为《兰亭序》、《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此帖后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朱弁《曲洧旧闻》：“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
词风
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诵甚广。
书法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原为蔡京)、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画风
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著作
苏轼现存世的文学著作共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大量散文作品。最早的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年）应试时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最早的一批诗作是嘉祐四年与父亲和弟弟合编的《南行集》中的40多首诗，最早的词则写于熙宁五年（1072年）。[2]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另，今传《苏沈良方》是在沈括《良方》基础上，增益苏轼的医药杂说而成。
评价
袁枚评苏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王水照教授认为苏轼文学作品的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质量之优则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2]
当代作家李敖评论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平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注本
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有：
- 诗注
- 文注
- 词注
- 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
- 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轶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与苏辙一同进京参加会考。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原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却是曾巩的作品，正是阴错阳差，弄巧成拙。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一段内容：“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众考官评议时皆不知其典故，后来拆封放榜后知道是苏轼所作，欧阳修便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再次询问苏轼，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大大称赞苏轼博学强记又能活用。原本欧阳修只是赞赏苏轼的文才，一番问答后更是对苏轼的胆识与聪颖赞誉有加。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因此赶不及第一时间奠祭，仪式一完成，这些参与典礼的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但理学家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所以参加了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但是大家心里觉得这不近人情，有人就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还开玩笑说：“这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狠狠地嘲笑程颐，闹了个哄堂大笑。而这件事，也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3]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供应素食，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引经据典地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但苏轼刻意唱反调，要求准备肉食，说：“为刘氏者左袒！”像汉朝周勃、陈平斗争吕后一族般，剑拔弩张。于是大臣如料理东西军一般，都选边站：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4]
宋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杭州任知州。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一带大雨不止，太湖氾滥，庄稼大片被淹。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是为苏堤。杭州的老百姓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人人都夸他是个贤明的父母官。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称奇，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
注释
- ^ 一说“蔡”本指蔡京，后来因为蔡京人品不佳，被换成蔡襄。
- ^ 2.0 2.1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ISBN 7-5325-0528-6。
- ^ 《皇宋治迹统类》：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 ^ 《程子微言》：他日国忌，祷于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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