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唯物史观派的开创者、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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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1]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现在受到海外学者的争议),郭沫若由此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籍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日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六出悲剧作品。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王远义[1]教授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2]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
1962年,为了纪念郑成功逝世三百周年,郭沫若创作了电影剧本《郑成功》,但因不久后即爆发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摄。
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书中过于美化李白,贬低杜甫。
197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实为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起草),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
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1950年,郭沫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对苏联‘愤慨’”。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宁和平奖。
1957年5月27日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这是对于1957年反右运动和毛泽东提出的“引蛇出洞”、“阳谋”等论调的辩护。
1949年11月,郭沫若就任政务院副总理不久,即赋诗《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来赞美斯大林[4]。这首诗后来受到宋美龄的耻笑[5]。
此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的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之作。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粗陋的词句,在《苍蝇逃向英国》、《麻雀逃向美国》、《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如下诗作:“三面红旗迎风飘,人民公社是金桥;炼铁何难复炼钢,超英赶美可非狂!手工操作君毋笑,中国人多力量强!”
在反右运动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大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并在此后的一系列运动中大力支持为官方的政策。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而创作的。郭沫若在1950年代的言行,为一些文人所不齿,林语堂批评郭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则称之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1966年文革爆发,郭沫若发表谈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段谈话常被后人指责:郭沫若只顾自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流传到国外后,对郭沫若在各国的声誉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1966年5月6日《明报》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
文革当中的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6]。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7]。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8];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9],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0],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抨击“四人帮”[11]: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1948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来到香港见到郭沫若,当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后,选择了离开。1949年后,佐藤富子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协议离婚后权责问题,郭都是避而不见或借故推脱。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表示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与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年-1979年)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
两人共生四男二女:
另外郭沫若还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兰、于立忱(1912年-1937年,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1907年- )等。郭的女性关系,譬如先后与多人结婚,对于立忱的始乱终弃(而间接甚或直接导致其自杀[12]),为不少世人所诟病不齿。
郭沫若在中国文坛和史学研究上享有极高的地位,郭沫若被沙叶新认为是一个歌德式的人物[13],周扬也曾对郭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14]郭沫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人中极少数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发表过大量作品的人物,历次政治运动对于他创作均未造成太大影响,反之,他长期通过作品赞扬中共领导人,并且在政治风潮改变的第一时刻就能非常敏感地转变自己的立场,成为中共政府的头号御用文人。由于其晚年所作所为,在评价上毁誉参半。不仅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上上受到当时以及后人的广泛评议,在人格上也饱受争议。赞扬者给与其高度评价,批评者认为他晚年成为御用文人后人格沦丧。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15]
郭沫若生平著作超过百万字,集结为《郭沫若全集》38卷,分为文学编(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编(8卷,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编(10卷,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然仍有大量佚文未能收录。
郭沫若以书法闻名,风格独具特色,有“郭体”之称。在中国许多名胜地点都可以看到郭沫若的题字,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四中、中国银行、荣宝斋、中国书店、沈阳故宫、华清池、黄帝陵、半坡遗址等。
| 前任: 首任 |
中国科学院院长 1949年—1978年 |
继任: 方毅 |
| 前任: 首任 |
全国文联主席 1949年—1978年 |
继任: 周扬 |
| 前任: 首任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1958年9月-1978年6月 |
继任: 严济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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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论 • 编 •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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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 - 方毅 - 卢嘉锡 - 周光召 - 路甬祥 | |
| 甲骨学四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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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雪堂 | 王观堂 | 董彦堂 | 郭鼎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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