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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历史始于超过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住于华南地区沿岸岛屿的先民,其后被中原的秦朝纳入版图后,踏入信史的开端。往后的一千多年间,当地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捕鱼产盐之地。其后英国建立香港殖民地,使香港变成一个自由港。随着时代变迁,香港逐渐由贸易港口转型成制造业城市,再转型为今日的国际金融业中心。
英国建立香港殖民地之前,还未有“香港”这个行政区域的概念,所以之前的历史皆附属于岭南或香港各地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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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指出,香港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39,000至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贡黄地峒一带发掘出多件当时的石器[1]。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发掘,表明本地文化与中国北方包括龙山文化的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分别的。在大屿山、赤鱲角和南丫岛已发掘出陶器、石制和青铜的捕鱼工具和兵器,风格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湾文化相似。[2]屯门扫管笏和西贡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物与遗迹,而马湾东湾仔北之考古亦发现有二十座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墓葬。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带初期受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响,后期中原商代的青铜文化传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带属于古越文化的地盘,笼罩于战争气氛中。此时期香港沿海地区出现不少水晶饰物的制作工场,交换珠江三角洲腹地生产的硬陶。[3]现时八处石刻已在东龙岛、滘西洲、蒲台岛、黄竹坑、长洲、大屿山的石壁、香港岛的大浪湾和西贡的龙虾湾被发现。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认为与生活在相当于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气和祈求风平浪静有关。[4][5]
1930年代的考古发现,被认为与前6世纪至前3世纪战国时代时香港邻近广东地区的文化有关联。[6]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派军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带正式纳入其领土,属番禺县管辖。由前203年开始,香港一带由南越国所管辖,直至前111年西汉灭南越,香港一带才再由中原皇朝管治。其后的东汉、东吴、西晋及东晋初年,香港一带一直仍属番禺县。东晋咸和六年(331年)起,该地区属宝安县管辖。东晋末年,地方民变首领卢循在刘裕率兵征讨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屿山定居。其后香港地区历南朝及隋朝政权的管治。
唐朝开始,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香港地区开始有较明显的发展。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内设立屯门军镇[7],派员二千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天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区改属东莞县管辖。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8]的原居民开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大步(今大埔)一带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大宝六年(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但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恢复采珠,直至南宋后期。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于现时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缔大奚山(今大屿山)的私盐,引起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盐民起义。
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是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九龙土瓜湾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后,有某位人姓曹协助宗帝昺和宋帝是走难,其因而失足跳潭而逝,这地方名名为曹公潭后经荃湾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门。后来他们返回大屿山时帝是病逝,宋帝昺在梅窝登基。因元军追赶,遂逃到今日广东新会崖门,但被元军赶到,陆秀夫于是背负8岁的赵昺跳海而死(还有其他原因)。
明代的香港地区在商贸上已渐渐蓬勃起来,人口亦有所增长,更成为海防要地。当时,明代在这里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御南中国海一带的海盗、日本来的“倭寇”、葡萄牙和荷兰的侵略者。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9]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10]
此外,香港在明朝时盛产及出口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据说,“香港”的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香木的盛产和出口。而明朝是香港种香及产香业的全盛时期。从香港的沥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屿山)沙螺湾等地生产的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会经陆路运至尖沙头(今尖沙咀)的码头,用小艇送到石排湾(今香港仔),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运至广州,遁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市,沿长江送往送往苏杭销售[11]。
香港在中西外交关系史上也占一席位。佛朗机(今葡萄牙)船长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于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达并攻占屯门,控制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该国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明军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开战,史称屯门海战,战役持续了40天,葡军陷入苦战,最终狼狈返回马六甲。翌年4月,葡军再派出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企图重新占领屯门,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12]海面,最后明军大获全胜。
清代香港属新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50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终允复界,本区居民陆续迁回。因此新界五族[14]于上水设立报德祠[15]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锦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清朝中叶,随着清朝与外国有更多接触,接近当时贸易中心广州的香港也成为了各国商船的停留点之一,当中以瀑布湾最为著名。而朝廷亦加强对香港一对的军事防卫,例如设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 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此事因而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为香港被割让埋下伏笔。同年11月,中英随即爆发穿鼻之战,英方战败后逃回尖沙咀,林则徐便下令军队驻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史称官涌之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战转向主和,派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1841年1月琦善与义律在清廷与英国政府不知情下草拟《穿鼻草约》,并于1月20日由义律发出《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中,宣称他和琦善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16],其中包含“把香港岛和海港割让给英国”,并于1月26日于香港岛北岸的水坑口登陆。但由于清廷及英国政经界分别认为有辱国体及获利太少,故双方不承认《穿鼻草约》的存在,但英国军方并没有撤出香港岛。直至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才正式割让与英国。
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寨城除外,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英国于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的贸易。
1851年太平天国起,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 万多人。香港亦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沿海的主要转口港。除了货物的转运外,香港亦成为华南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超过200万广东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或被运往海地充当劳工。
1890年代,南中国发生鼠疫。1894年春,在广州传出超过10万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环太平山街一带的中国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亦爆发爆发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数最多达100人。结果当年之内共有2,552人死于瘟疫,为数约10万名的华人离开香港,贸易额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便再有1,290人死于鼠疫。
踏入20世纪初,香港发展成为与南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市区面积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万人,至1914年已增至50万人。随着城市发展,香港一路增设各种现代市政建设,例如电车、火车、煤气、电力、电报等等设施一一在香港出现。而于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培养技术人材。
1911年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群众推翻满清政府,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其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使不少人逃难来香港。而民国政府对废除包括香港割让的不平等条约显得有心无力,更因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藉《凡尔赛条约》收回德国控制的山东,使排外情绪更为高涨,并蔓延到香港,成为1922年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的导火线之一。
1931年起,随着大日本帝国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香港更开始面对日本的威胁,使英军考虑加强对香港的防卫。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更代表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一步。
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时中断。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展开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广州及邻近地区,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天,即1941年香港当地时间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挥从深圳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日军不单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开战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权。英军和印军撤退到醉酒湾防线,然后撤出九龙半岛。英军和渡海后的日军继续激战。最终英军失去了唯一的水库。因此,港督杨慕琦于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三楼的日军投降,从此揭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日军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总督。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绪高涨,有平民在香港岛的山头伏击日军将领。到了日军占领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游击队,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日治时期,香港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经济上,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币及法币(国民政府货币)兑换日本军票,到了战后所有的军票都不获承认而变成废纸。战时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经济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区亦被改成日文。由于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加上日军在香港实行疏散政策,鼓励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战后香港的居民人数大减至70万左右。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战胜利以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度在联合国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碍于当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国民政府又没取得美国支持,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香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与英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支持中华民国的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承认中国大陆的新政权。[来源请求]1950年,英国承认位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继续承认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新政权的欧美国家。
因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数以万计的人从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万,增加至1951年的220万。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资金都带来香港。因中共政权推行锁国政策,不少外国公司把办事处从上海搬到香港。加上1951年爆发的韩战使联合国对中共政权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初时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国共两党的冲突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破坏活动,连日捣乱多家左派机构,暴徒并四出抢掠导致300人死伤,称“双十暴动”,港督葛量洪派遣军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到了196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香港于1967年的一场劳资纠纷演化成暴动。香港街头被暴徒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而深圳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境,并与沙头角的香港警察发生枪战。后来中共政府的总理周恩来,坚持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
暴动过后,港英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港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列“亚洲四小龙”。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揭开了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达20年争拗的序幕。
随着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的经济开放,加上本地工资上升,香港的制造业逐渐北移。香港逐步转变为以商业及旅游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皆拥有骄人成绩,足证香港在20世纪最后40年所获得的成就,但主权前途问题却亟待解决。
1980年代初,新界租约将于十多年后届满,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但遭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英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国政府会“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在除外交及国防外的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谓“五十年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没信心的香港人纷纷移民欧美,带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内,但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更替的忧虑。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绝大部分人反对镇压,除了逾百万人大游行外,更曾罢工、罢市、罢课一天,其后更引发新一浪香港移民潮。为稳固民心,当时港督卫奕信提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象征主权移交后的小宪法得到落实。1992年7月,彭定康获委派为最后一位港督。由于六四事件后,民主进程一直备受港人关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会增加直选的议席,但北京当局认为彭定康的改革违反了《基本法》,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1997年7月1日,英国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归还中国。北京拒绝接纳彭定康时期民选的立法局,改为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下级议会即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都作相类的安排。董建华成为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和曾荫权分别顺利过渡为政务司司长(前称布政司)和财政司司长(前称财政司)。大部分华籍政府高官也顺利过渡到新政府。
| 主权移交后改变的地方 | 主权移交后不变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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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归还过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然而,就在三个月后,香港货币受外来冲击,地产产值大幅下跌,加上早前生产线开始北移,和香港扮演中国转口港的优势下跌,失业、通缩问题随之而来。政府连串政策失误如“八万五政策”、教育改革、公务员改革、禽流感疫情处理失误,使社会不满气氛与日俱增。至2004年尾,衰退潮才得缓和。
1999年,人大常委会推翻香港终审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陆子女居港权的判决,并首度解释《香港基本法》,令人忧虑中国实践一国两制的自治承诺,引发香港市民示威抗议。
2003年首两季,由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肆虐,香港医疗和经济遭严重打击。月内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3%的历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始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的名单中剔除。由于政府处理抗疫时多处失当,引致市民强烈不满,并日益关心本土政治。
同年年中,政府在未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下,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草拟立法。市民的不满爆发,于7月1日超过五十万人游行反对立法,成为香港继六四事件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事件导致梁锦松及叶刘淑仪两位局长辞职。至此,中国中央政府得悉香港人对特区政府的强烈不满,图以经济手段恢复政府管治威信,故积极参与恢复香港经济的工作;如落实香港与内地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放宽内地居民到香港旅游之限制(“自由行”)。至2004年7、8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通胀,结束持续了68个月的通缩期,成为各个遭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的亚洲地区中,最迟复苏的一个。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会再次解释《香港基本法》附件,否决香港市民200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要求。12月,董建华率领二司十一局官员(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门面见中央领导人胡锦涛,遭胡锦涛公开训斥“查找不足”,可能布下董建华下台伏线。
2005年3月董建华以“健康问题”为由辞职。然而,新一位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导致社会激烈争论,引致人大常委会第三次通过解释《香港基本法》中补选特首任期的条文。因其他对手没有得到足够选举委员提名,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没有对手下自动当选,出任行政长官至2012年(于2007年连任后)。
2007年3月25日,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与上届一样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进行投票,在泛民主派派出公民党梁家杰参选之下,最后曾荫权以649票当选成功连任。
近年来,香港经济总体形势较好:失业率下降,社会相对稳定,股票市场畅旺,楼市复苏。预料香港在未来仍会受惠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普选问题的决定》决定了香港可以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另外可以于2020年普选立法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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